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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被张国荣缠绕。每年看别人回忆他，纪念他，分析他，消费他，神话他，只有他不再说话。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已经成为大陆小资情怀的三大俗。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惊世骇俗的死亡，并且他们的死亡成为令他们走向偶像神坛的“最后一根稻草”，成全了膜拜者们的审美高潮。
而在香港人的语境中，张国荣更像一个同甘苦、共命运的同路人。他的死，使2003年的香港几乎严丝合缝般地，也将它自己迷茫、惶恐、压抑的处境袒露无疑。香港人告别了张国荣张国荣怎么去世的，也同时告别了周星驰式至贱有至福的泼皮无赖相，不再全心满足于麦兜系列里那种“大难不死，必有锅粥”式的豁达。
张国荣对于香港这座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大陆受众又意味着什么？为何我们年复一年的追忆，反而令这纪念变了味，走了形？
对本真的强调成全了小资的自我想象
一年365天，有一天属于张国荣。一年年的纪念，一年年的老调重弹。渐渐的，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纪念张国荣？张国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说，在香港，一年一度怀念张国荣不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在大陆，身处全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下，我们怀念张国荣时，到底在怀念什么？
《霸王别姬》剧照，1993
有一种论调说，荣迷以白领、小资居多。难说这样的论调有没有实证支持，因为小资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命名。但在中国大陆，张国荣确实以小资偶像的方式被供奉、被阅读，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大陆小资情怀的三大俗。搜索张国荣的纪念文章时，看到一篇网友的帖子，说“人民英雄为什么比不上自杀的戏子”，帖子里说的人民英雄指的是同样在4月1日去世的海空卫士王伟。这样的提问只有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才会被提出，在香港不可能发生。
张国荣与王伟，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本身堪称无聊的提问无意间说出了我们理解张国荣的语境差异。提问者本身是在政治意义上去比较两人间死亡的意义，所以才会提出这样“愤慨”的质疑。而问题在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张国荣的死更多是一个审美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张国荣代表的是今天许多小资的人格理想。譬如，对张国荣的形象建构中，一个极端突出的地方在于对某种本真性的强调，这个本真性贯穿他的人格、性取向、表演与歌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是张国荣的自白，也是千千万万小资的自我想象。
演唱会上曾引起争议的裙装，后来倒带动了一波男星穿裙装的风潮
李陀分析过90年代中国大陆小资写作的泛滥，一个显著特点是意识流的泛滥，自由间接引语无节制的引用，而背后其实都是站在“我”的本真性的立场上发言。从“我们”到“我”，中文世界的这一微妙转换本身不仅是写作者本身的自我想象，更是数量庞大的小资群体的自我指认。
惊世骇俗的离世成全审美意义的高潮
同时，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了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
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他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他在电影里替代我们以孤独的手势说出那句“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
在大陆受众那里，这放纵不羁的一生需要以一个惊世骇俗的离世才能获得审美意义上的完满。惊世骇俗的死亡语法，不外乎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悲壮死去，或因个体的精神困境而决绝自刎。在一个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所能引起的审美震撼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虚无的，只有一个文化工业下生产出来的艺人的自杀才具有普度众生般的震慑力。
周润发、钟楚红、张国荣早年合影
桑塔格说：你们爱的，只是烈士。回想起来，在每一个文艺青年鸡飞狗跳的青春期，我们也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在策马奔腾的年纪轰轰烈烈死去的幻想，我们也相信过侯孝贤《悲情城市》里那个跳瀑布自杀的女孩的传说：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随风离枝。我们也迷醉于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戕，我们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
这些似是而非的自杀想象背后，古典时代的日本意识、日本二战后的历史现实、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困境…这些都来不及深究，或者无意去深究，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自杀的姿态。
张国荣的自杀，也可作如是观。他以生如夏花一般的绚丽包扎了我们对于人生传奇性的全部想象，至于他和背后的香港的关系，与我们无关。
在香港，张国荣的死更像是与同路人的失散
对于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死更像个政治事件。
他的死，给一座风雨飘摇的城市下了一道悼词，梅艳芳之死则是第二道。回头来看，张国荣的形象对于香港人来说，与其说是“香港精神”的化身，倒不如说是香港精神的危机。
张国荣、梅艳芳早年参加金马奖颁奖典礼合影
所谓的香港精神是什么呢？
它是早期周星驰喜剧里那种至贱有至福的泼皮无赖相，是麦兜系列里那种“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式的豁达，是梅艳芳临死前一个月上郑裕玲的节目时对全香港人作出的那个“I am still here”的承诺。所以马家辉写道，对于张国荣之死，除了惋惜、痛心之外，当年有的香港人也感到愤怒：在沙士肆虐的2003，你的离去岂不等于在其他人的心里狠狠再插一刀，雁行折翼，让大家更感孤立无援？
曾经，最怀念张国荣的人是谁呢？马家辉说：当我们说香港人怀念张国荣的时候，需要区分，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有不一样的意义。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的“切肤”，仍是确确切切的痛楚。
当年好莱坞明星范伦蒂诺的离世，是西方世界失去了他的情人，但张国荣不是香港人的情人。他是香港人的哥哥，哥哥的离世是亲人的离去，是同路人的失散。
他既是香港的伤口，也成为香港的解药
张国荣主演的角色也是香港人主体的隐喻。从《失业生》里的草根青年那儿，香港人看到一个社会蓬勃的坦荡和胸襟。从《胭脂扣》里风华绝代的十二少变成老态龙钟的衰翁那儿，香港人看到自己回不到记忆中的过去也无法到达的未来。在《阿飞正传》的“无根鸟”旭仔那儿，这种身份的暧昧只有和他同代的香港人能够心领神会。
《阿飞正传》剧照，1990
而张国荣的离世无疑提前终结了这种身份的暧昧，他们还在期待这个被他们称为哥哥的人会在银幕上继续演绎自己的命运，但他突然不再和他们相始终了，他中途跳下了车，只留下他的同代人面对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悬而未决的暧昧最终演变成愈演愈烈的本土意识。
当然，或许马家辉只说对了一半，那些不与张国荣处于同一时代的香港人在纪念张国荣时又在纪念什么呢？我想，那些新新人类对于张国荣的怀念，也是对一座城市的爱。像《英雄本色》里，周润发在山顶鸟瞰香港说：原来香港的夜色这么美，这么美的东西这么快就没有了，真不甘心！
在本土意识风起云涌的今天，张国荣化成香港人的伤口，经由他的离去，香港人不断提醒自己“借来的时间”已经时日无多。而同时，张国荣也成为香港人的解药，在怀念张国荣的名义下张国荣怎么去世的，不论你是不是荣迷，只要你是香港人，都会集结在一起，再说一句：原来香港的夜色这么美。
因此，对于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他的升起和跌落和这个城市的兴衰保持同一频率，在他的背后，整个城市的居民与香港同甘苦，共命运，他们的爱恨随这个城市一起生长一起陷落。香港人对于张国荣的纪念不证自明，而这样的纪念本身是政治性的。
与香港不同，大陆受众对于张国荣的沉迷，更像一个小资梦的投射。因此，13年纪念下来，很少有人会提到张国荣在《红色恋人》里演过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共产党员，这样主旋律的身份设定或许不符合与革命绝缘的小资们的想象。
张国荣标识的异质性的美学，也只有放在小资美学的范式下得到理解。他在审美的领域里有多摄人心魄，在现实层面的我们就有多倍感无力。相较于香港人对于张国荣的纪念的政治性，我们的纪念反而来得更弱，最终变成一种有教养的自说自话自伤自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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